以馬永芳的經驗來看，她在四院所收治的第一名病人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這就只是一個單純的二型糖尿病而已。只不過因為這名患者平時的生活習慣實在是太糟糕，含糖的碳酸飲料每天喝的實在是太多，所以才會有現在這種癥狀。
“他對胰島素是有些抵抗，不過也不奇怪——這人胖啊。”馬永芳一邊被面前的湖南菜辣的連連倒吸涼氣，一邊有些不在意的說道，“人胖就容易抵抗胰島素，現在給他用到每天一百九十個單位，再配合一點胰島素增敏劑，餐后血糖至少能夠控制在16左右。繼續住院，慢慢調整控糖方案唄。”
這種血糖控制方案當然算不上是“可以接受”的那種。但總比每天四百多單位的要強上不少。根據馬永芳的經驗，這樣的患者只要加上一些飲食控制和運動，再配合上多種控糖藥物，還是有希望把每天的胰島素使用劑量降低到四十個單位左右的。
“還是得快一點。”不過，坐在桌上的張智甫教授有些不同意見，“咱們這邊的病房雖然床位一點都不緊張，但是住院的費用還是要比專科那邊要貴的多。這個患者家庭情況雖然不算太緊張，但要是沒有什么必要的話，還是把他盡快轉給內分泌吧。”
“目前來看，沒有什么特別的。”馬永芳點了點頭，把這個病人轉給內分泌她也沒什么意見。“那我今天回去就準備一下，爭取明天下午之前，把他轉給內分泌科——只要內分泌那邊有床位就行。”
內分泌科的床位一向是比較緊張的。這倒不是因為內分泌科需要處理的危重病人數量多。
由于大部分接診的患者都是糖尿病或者甲亢/甲減，因此內分泌科的患者們經常需要定期住院接受系統性的身體檢查和相關指標追蹤。這些檢查并不怎么昂貴，但特別耗費時間。因此，內分泌科的床位經常會被這些需要做相關檢查的病人所占。
“內分泌那邊最近應該床位還算比較多。”張教授點了點頭，“這不是馬上就到元旦了嘛。”
公眾假期期間，各個住院部都會盡量把床位空出來。這一方面是為了減輕一些值班醫生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其他醫生們有一個比較難得的休息時間。可以說，在公眾假期的時候，整個四院除了急診科以外，其他部門基本都在休息。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青年社畜們簡直就是現代社會中最缺乏醫療保障的人群。平時上班的時候公司不給假期看病也就算了，好不容易挨到了放假，結果醫院的住院部和門診又不正常工作。也難怪總能看到這些人大鬧急診——從本質上來說，醫生們其實還是挺同情這些患者的。
“咱們這邊的假期排班表還沒出來。”孫立恩忽然想到了這件事兒，連忙插嘴道，“今年的元旦假期院里一共放一天假，干脆這樣吧，過節的時候要是病人不多，那就我在醫院里守著，你們還是好好休息一下。”他想了想補充道，“這次張教授你們來的比較急，平時工作壓力也比較大。休息一天，把自己生活上的事情好好處理一下吧。”
新來的診斷組醫生們和孫立恩這種在編的規培生可不一樣。雖然四院目前的宿舍足夠多，但這些宿舍僅向住總、住院醫和規培醫生們開放。普通的主治醫生乃至副主任甚至主任醫師都得自己解決住宿問題。徐有容周策和袁平安就是自己在外面買的房。
四院附近的房價雖然不便宜，但也不算太夸張。一平米房子價格不到兩萬，用公積金貸款的話，三十年期貸款算下來每個月還款七千多塊。主治一級擔負這個還款壓力不算太大。而且醫生們貸款比起那些連看病都得挑日子的社畜們還有一個優勢——如果不幸生病，至少在本院掛號挺方便。
孫立恩這話是個示好，而其他治療組的醫生們也沒不至于沒眼力到拒絕孫立恩的好意。作為交換，張教授決定在自己原本可以休息的一月二號回來上班一天，到時候順便替孫立恩值一天班。
“那我就先謝謝您了。”孫立恩笑瞇瞇的點了點頭，一月二號那天他還真的有事兒。“您可千萬替小孫我把把關，別往我床上放什么疑難雜癥啊。”
“往我床上放人”這個說法，其實更像是住院醫師和護士們之間的一個小段子。由于工作時間安排的原因，以及住院部預約住院制度的推行，很多時候住院醫師早上來上班就會驚訝的得知自己管的病床上多出來了一個沒見過的病人。抱怨的時候說的簡略點，就成了“別往我床上放人”。
張智甫教授笑瞇瞇的看著孫立恩道，“我看，孫醫生你不是怕我放的病人病情復雜——你是怕我選的病人還不夠復雜吧！”
孫立恩的“運氣”已經在四院里有了相當的名氣，就連張教授都有所耳聞。
“能簡單一點還是盡量簡單一點。”孫立恩認真的舉起了自己面前的可樂道，“張老師，我一直特別羨慕那種只下一次診斷就能明確診斷的醫生。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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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局結束的比預期要稍微晚一點，畢竟桌上坐著四個經驗豐富的上級醫生，以及一個以處理疑難雜癥而聞名的開掛規培生。大家聊起來自己行醫中的見聞時，甚至讓旁聽的醫生們有了一點“這也行？！”的錯覺。
拋開孫立恩這個開了掛的家伙不談，不管是帕斯卡爾或者布魯恩博士，又或者是張智甫和陳天養。任何一個人見過的奇怪病人數量都要比其他的醫生多出太多。結果一不小心，這頓飯就吃到了晚上九點半——要不是飯店的服務員進來了好幾次催促“找書苑 www.zｈaoshuyuan．com最后加菜”，這場飯局還得再繼續上幾個小時才行。
孫立恩開著自己的車，慢慢悠悠往宿舍開去。剛過了個紅燈，他連在車上的手機就叫喚了起來。“烤面筋！”的聲音連綿不絕，直到孫立恩接起電話為止。
“孫醫生，我是林蘭。”電話那頭，林蘭用有些激動的聲音說道，“您現在方便說話吧？”
“方便的。”孫立恩答道，他隱約感覺林蘭找自己恐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于是把車往路邊一拐，正好停在了一個空出來的路邊停車方格里。把車停穩后，他繼續道，“您說。”
“您現在馬上和徐有容醫生聯系一下，讓她馬上給我打電話。”林蘭在電話里的聲音仿佛機關槍一樣連成一片，“這個事情很重要，無論如何讓她在二十分鐘內和我聯系，錯過了這次，再要把她的女朋友從精神病院里救出來可就難了！”
“好的好的！”一聽是這事兒，孫立恩也來了精神。他先趕緊把事兒答應了下來，然后稍一猶豫，不知道要不要再問問細節。結果林蘭先把事情說了出來。
“和我們關系比較密切的一位參議員決定介入，但是她的時間比較緊張。一個小時之后，她能勻出四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和徐醫生通話，并且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林蘭在電話那頭顯得很是激動，“這位議員是支持LGBT群體的，而且也是霍普金斯大學出身。如果能夠得到她的幫助，這件事情就能很快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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